当爱内斯托于年出生在阿根廷时，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小不点将和千里之外的古巴革命产生联系。
他们家世代贵族，出过总督、首富、将军，就是没有诞生过任何革命者。
革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
然而，天上的星星有时也会落在地上，有的人就是会背叛他的阶级。这种人极其少见，但他们出现时也格外耀眼。
列宁的父亲是沙俄官僚世袭贵族，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商主，但他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爱尼斯所以终将追随他们。
那时他会有一个新名字，切格瓦拉。艾内斯托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这位未来古巴革命的领导者一开始甚至不是古巴人。
他出生于阿根廷的上流阶层，父母都是贵族，他们一家人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虽然格瓦拉的父母多次投资失败，但在他们最穷的时候，他们依然住的是别墅，有自己的汽车，外出度假要雇三个佣人，他们还有一大帮富翁亲戚。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格瓦拉本该无忧无虑，但他天生患有一种很麻烦的疾病，哮喘。
直到今天，哮喘都是无法根治的。格瓦拉的父母病形，医生花了无数钱也无法帮儿子免除病痛。
格瓦拉的哮喘没有什么规律，随时都有可能发作，而且发作起来非常严重，屡屡出现窒息的症状，在哮喘的折磨下，格瓦拉的童年时光有些孤独，每次哮喘稍有发作，他都得呆在家里，不得走动，读书成了唯一的消遣，也正是这些与世隔绝的时光，让格瓦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的阅读量一直远超同龄人，而只要哮喘不发作，格瓦拉就会跑到外面去玩。
作为一个哮喘病人，他的胆子大的惊人，他踢足球、打乒乓、上山、远足、下河、游泳，甚至还会打群架。
这其中，他虽然多次因呼吸困难而倒下，被朋友送回了家，但他下一次还是一定会跑出去玩。格瓦拉的父母渐渐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是一个热爱冒险、精力异常旺盛的人。
在上流阶层中，格瓦拉的父母也算是很特立独行的人，一般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和底层人民有来往的，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用一系列严格的社交礼仪来维持他们所谓的贵族范。
但格瓦拉的父母不是这样，他们随意和各色人等交朋友，也从来不会限制孩子去交什么朋友，不论是高尔夫球童还是贫民区的孩子，只要跟着格瓦拉走进家门，都会受到款待。格瓦拉的母亲还经常开车送她们上学，她堪称是一个先锋女性，她是当地第一个开车的女人，第一个穿长裤的女人。
她还自掏腰包在学校开创了每日一杯奶的活动，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保证营养。他们一家人还不信教，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到。他们不会去做弥撒，不会去参加宗教活动。只是顶着一个徒有其表的天主教徒名号，以防被当时的保守社会所排斥。在父母的要求下，格瓦拉没有上过宗教课程。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明、无拘无束的资产阶级家庭中，格瓦拉一点点长大。他无所畏惧、固执，热爱竞争，喜欢领导别人。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穷的好奇。年十岁的格瓦拉发现他们城市里来了一伙外国人，一群流亡的西班牙左翼。西班牙内战是格瓦拉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重大真治事件。
虽然这件事发生在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但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特殊的文化纽带也让这个十岁的孩子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阿根廷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殖民时代早已过去，但文化学缘上的亲近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量的阿根廷人都是西班牙后裔，甚至连阿根廷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
所以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阿根廷成了西班牙左翼流亡者首选的避难地之一，他们带来的政治氛围迅速影响了格瓦拉一家。
格瓦拉的童年玩伴佩佩阿奎拉尔，他的父亲就是西班牙左翼的一名海军军医长，这个男人一直坚持战斗到了年1月，直到巴萨罗那德沦陷了之后，才赶来阿根廷和家人相聚。在这些左翼流亡者的影响之下，格瓦拉也变得反对法西斯来了。
他给自己的宠物狗取名内格琳娜，以此向左翼政府总理胡安内格林致敬。
他还对战争形势格外感兴趣，会用小旗子在地图上标注出左翼军队和右翼军队的位置，虽然西班牙内战中左翼就用输了。
但在小小的格瓦拉心中，已经播种下来一个反独裁、反法西斯的种子。西班牙内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了。
虽然阿根廷没有受到战火摧残，但纳粹势力仍然对这个国家有所渗透。
当时阿根廷的副总统拉蒙卡斯蒂律就表现出了清重心国的倾向，他们义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和德国有利益往来，为纳粹事业在阿根廷的渗透宣传打开绿灯。
还有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希望阿根廷的彻底倒向主心国。格瓦拉追随父亲参与到了与他们的斗争之中。格瓦拉的父亲是阿根廷行动党的成员，这是一个反法西斯青同盟国的党派。
格瓦拉在11岁时就加入了阿根廷行动党的青年团，并颇为骄傲的展示他的团员阵。父亲记得，除了娱乐和学习之外，他都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
在监视纳粹分子盘踞的宾馆时，格瓦拉还遭到过枪击，所幸对方没有击中他。这些年少时惊险刺激的经历塑造着格瓦拉的性格。
他对政治还谈不上有多么了解，但已经有了一种朴素的正义观，他关心世界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格瓦拉成长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书本。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阅读量就已经足以让成年人咋舌了。
他的橄榄球队教练发现，每当他们在等球场空出来时，格瓦拉就会坐在一旁看书。教练自己也很喜欢读书，但他无法理解格瓦拉怎么会读过这么多书。
这个15岁的孩子已经读完了佐拉的大部分作品，他还看过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以及威廉夫克纳和斯坦贝克创作的当代美国文学作品。
因为母亲从小教他法语，所以他还读了大仲马、威尔伦和马拉梅的法语原版著作。眼下，他正在读弗洛伊德的书和波德莱尔的诗。据朋友佩佩回忆，他渴望阅读，完全占领了父母的书房。
等到17岁的时候，格瓦拉读过的书就已经很难一口气念完了。
我把他们的作者打在了屏幕上，这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马克思，是的，在17岁的时候，格瓦拉就已经读过资本论了，但他发现自己读不懂，一方面是马克思厚厚的三句本巨著确实不太易懂，另一方面是格瓦拉也没有动力去研究。
他们，他毕竟是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对于残酷的现实还没有多么深刻的体会。那时，他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诸多政治排位中的一种，甚至于在他总结的第一版哲学笔记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都是来自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个荒谬的程度就类似于从宗教典籍中了解自然科学。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格瓦拉纠正了这个错误，并且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生平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但他仍然没有想过要把共产主义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他只是对这些人感到好奇。
格瓦拉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他20岁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满。他出身富贵，考上了首都大学的医学院，还有着大好前程。他的国家是南美洲数一数二的大国，正在胡安必隆的领导下向着经济独立和工业化猛进。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格瓦拉心中的火苗从未被点燃，直到某一天，他决定去外面看一看。当熟悉的城市被抛在身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么辽阔。格瓦拉热爱旅行，热爱这种不断前进、探索世界的过程。
他一开始只是在往返两个熟悉的城市时采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比如明明可以直达，但他非要用步行和搭顺风车的方式过去。平常十小时的车程他要花上72个小时，但他就是如此享受这个过程。旅途上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新鲜的，只有在旅游的时候，格瓦拉才感到最自由。
年1月1日，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北，在六周的时间里穿越了阿根廷的12个省。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奇遇，他曾搭在一辆车后面，以60公里的速度向前狂飙，结果自行车的前轮爆了，格瓦拉摔在了边的一个草垛上，吵醒了正在那里睡觉的流浪汉。最后两个人反倒聊了起来，流浪汉还为他泡了茶。他曾在科尔多瓦北部的瀑布区露营，爬上高处，又跳进水潭之中，差点被山洪冲走。在这些惊险刺激的事情之外，也有一些事情开始触动格瓦。
自内心。医院员工问他在旅途中看到了什么时，他说，我看到的和一般游客不同，在游客指南上有祖国祭坛，有大教堂，有祭坛珠宝，还有布兰克和圣母和庞贝圣母。但是不应该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一个国家。这只是一个华丽的外表，医院里的病人，警察局里被拘留的人，还有碰巧认识的过路人，就像格兰德河的河底才显示出他的湍流喂养。格瓦拉还发现，在阿根廷贫穷的北部有大片土地无人居住，人口主要聚集在了几个城市里，而这些城市被少数几个政治家族把持着，他们享有无限的财富和特权。他们先辈在几百年前建立的殖民体系至今仍然持续着。印第人只能住在自己搭建的简陋的棚屋里，他们要么当佣人，要么在工地上干体力活，并且饱受白人的歧视。戈瓦拉自己也属于白人精英，但这一次他远离家庭，独自旅行，所以常常身处在这些贫穷的印第安人中间。他第一次没有把这些人看成是仆人或者抽象的符号。
他意识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这次长达公里的旅程让格瓦拉收获颇丰，他的眼界被大大拓宽了，对冒险的热情也被进一步激发了。虽然他眼下不得不返回学校继续学艺，但他盘算着未来还要进行一次更遥远的旅行。在政治上，格瓦拉也表现的非常有主见了，他不再轻信长辈的话，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谈起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时，他的父亲支持美国人，而格瓦拉则坚决反对，他指责美国人摆出了一副帝国主义姿态。
还有一次，他去女朋友家里做客，他女朋友一家都是亲英派，在饭桌上，每个长辈都讲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关于丘吉尔的故事，而格瓦拉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在听故事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之情，最后他直言不讳的说道，这个备受你们崇敬的人物，只不过是另一个作秀的政治家。他女朋友父亲听到这话后，气得直接离开了饭桌，而格瓦拉却笑了起来。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格瓦拉已经变了，他没法再融入贵族中间，高谈阔论，惺惺作态，他仍然在继续学艺。按照大家期望的为一种体面的生活而努力，但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课程和考试。真正让他向往的是远方，是流浪。而他的朋友阿尔贝托正好在准备一次远行。阿尔贝托是一家诊所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花一年时间穿越整个南美洲，最后抵达美国。
他的家人都将其视作白日梦，只有格瓦拉会认真和他讨论。我们幻想到达遥远的国都，航行在热带海域上，游览所有的亚洲国家。突然间，一个想法浮现出来，如果我们去北美呢？去北美怎么去？骑威猛去啊。朋友威猛是阿尔贝托的一辆老式摩托车，排量CC，英国诺顿牌。
这辆12年前产的摩托车是这两个男人仅有的交通工具，他们要骑着这一辆摩托在20世纪50年代穿越地形复杂、基建极不完善的南美洲。这个计划简直是疯了，但格瓦拉和阿尔贝托正好是疯子。阿尔贝托马上就要30岁了，他意识到自己再不趁着年轻的时候行动一次，就永远无法实现这个。
话了，而医院和考试，受够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他们两人一拍即合，一起喝着马岱茶，起誓不达目的地绝不回头。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有的路线都是靠拍脑袋决定。
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并没有做好换全的准备，但当他们跨上摩托车点燃引擎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真的上人了。此刻不在乎前方会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眼里只有飞扬的冲突。在这满天飞尘中，我们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向北驶去。这一次，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远。
他们花了四周多的时间穿越祖国，他们在攀爬斯大草原上奔驰，在帕湖区树立野，最后抵达了森林密布的安第斯山脉。
翻过这座雄伟的山脉，他们就跨过国境线抵达了智利。此时，他们的钱已经快花光了，两个人只能骑着摩托车到处蹭饭，格瓦拉将其称为机动化乞讨。经过不断尸检，他们很快成为了吃白食的专家。
他们会故意在智力人面前用夸张的阿根廷口音交谈，以引起智利人的注意。这通常会打破沉默，令双方开始交流。他们正在进行的旅途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聊着聊着。阿尔贝托或格瓦拉就会开始提起他们的困难，而另一个人则补充说，今天刚好是他们出来旅行的一周年纪念日，接着他们就会感慨没办法庆祝这个日子。
他们的表情是如此遗憾，让智里人感到必须得请他们喝上一杯。而两个人则不停推辞，这怎么能行呢？这多不好意思呀，我们也没法报答你呀，直到智里人再三坚持，他们才勉为其难的不再推辞。上了酒桌后，刚喝一点酒，格瓦拉就不喝了，请客的人当然会劝格瓦拉接着喝，格瓦拉则毫无理由的继续拒绝。
在不断逼问之下，格瓦拉则会十分不好意思的承认，我们阿根廷人的习惯是一边喝酒还得一边吃饭。除了这种套路外，格瓦拉和阿尔贝托还善于利用人们对医生的尊重，他们一个是还没毕业的医学生，一个是药剂师，都不算是专医生，但他们脸皮很厚，在拜访报社时，他们狠狠的自我吹嘘了一番，说自己是麻风病专家，在附近几个国家都做过研究。这里的记者完全。
相信的唐德华在报道中写道，他们在我国短暂停留期间，深入考察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卫生问题，报纸上还附有他们的照片。格瓦拉和阿尔贝托正拿着这份报纸到处骗吃骗喝。每当他们拿出报纸表明自己医学专家的身份时，对方往往都会流露出敬佩的神情，然后把他们热情招待一番。
格瓦拉得意的将这份报纸称为我们厚颜无耻的精华。然而，装医生装久了，也真的会有人来找你治病。在圣地亚哥，格瓦拉就被请去给一个老妇人看病，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躺在一个小小的肮脏的房间里。
格瓦拉一走进去就闻到了浓烈的汗臭味，那里面只有几把落满灰尘的椅子，把老人的腿都弄脏了，他的家人对他也不好。在这些贫困家庭里，病人往往被家人粗暴的对待，这时他也不再扮演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角色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健康家人所怨恨的负面人物，因为他不仅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反而需要别人来照顾。格瓦拉用自己在学校学的。知识进行诊断，发现老人患有慢性哮喘，心脏也很不好，已经没救了。他快要死了，他操劳一生，最后却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肮脏的房间里，在家人冷漠的眼神中毫无尊严的死去。
这一幕深深的刺激到格瓦拉，他意识到这便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经历的深刻悲剧，他们的生活被掩埋，看不到未来。在这些垂死病人的眼睛里，有一种祈求原谅的屈服的神情，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渴求宽慰的绝望的神情。但他们的欲望都无法实现，他们的身体也很快将被周遭的世界所吞噬。
我不知道这种可笑的基于阶级分层的社会秩序还要持续多久，我无法回答。格瓦拉力所能及的给老人留了一些药，但他也知道这些药已经没什么用了。面对这些底层的人民时，我多希望能改变他们的状况，能消灭这些。故宫格瓦拉默默离开了房间，那一年他23岁，心里有一团火在烧。在经由智利前往秘鲁的路上，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参观了著名的丘吉卡玛塔铜矿，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矿，也是智利财富的主要来源。但可笑的是，这个铜矿并不属于智力人，而是属于美国的矿业巨头。
在矿场上辛苦劳作的是智力的工能，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是智力的国土，但开采出来的铜矿却归美国资本家所有，他们赚到了铜矿利润的大头，只留给智利工人微薄的薪水和智利政府有限的税收。美国公司就是这样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技术来收割第三世界党。为了确保他们的生意能一直做下去，他们还屡次干涉智利政坛，向政府当局施压，要求解散矿业工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格瓦拉对于美国人的这些做法非常反感。他虽然不是智利人，但他也是拉丁美洲人。从多年前门罗主义诞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尽剥削压迫。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在阿根廷也发生过，所以格瓦拉感同身受，义愤填膺。他将铜矿里的美国管理人员称作金发碧眼、只求效率、傲慢无礼的主子。
他看着铜矿被美国人过度开采的痕迹，感到铜矿本身也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对于工人们，格瓦拉是感到最痛心的。他向工头问了一个之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有多少工人死在了矿场里？工头感到很惊讶，很多人问过我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问题，但您二位却不同。你们问我这里死了多少人，我不能说，其实也不用。工头说，德瓦拉已经看到了空山旁的墓地，他知道这片墓地里埋葬的只是垮塌事故、二氧化硅中毒和地域般的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大量死难者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就算有这么多人死了，还是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只为挣够当日的口粮。身处巨大的困境之中，格瓦拉感到冷漠的效率和无力的愤怒在这里并存。
他想到了一道红色的火苗，在他们前往丘吉卡玛塔矿的路上，他们曾好无疑了一对工人夫妇，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中。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天晚上太冷了，格瓦拉看着工人夫妇身体冻得僵直，互相抱着对方，他们甚至连一条毯子都没有，这简直是世界上所有底层人民活生生的写照。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将他们的一条毯子给了工人夫妇，在微弱的火光下，他们开始了交谈。工人夫妇提到，他们把孩子都留在了家里，背井离乡出来找工作。
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只能去那些生活条件最艰难、不需要工作证的地方找工作，还要时刻注意警察。为什么格瓦拉和阿尔贝托不明白？工人夫妇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又悲伤的神情，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那是格瓦拉一生中最奇妙的一个夜晚，刺骨的寒风让她瑟瑟发抖，但和工人夫妇的相遇让她感到格外温暖。在之后她写日记时，她仿佛还能看见男人那张坚毅的脸，还能听见她真诚的邀请自己，来吧，同志们，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我也是个流浪汉呢。
格瓦拉意识到，没有谁强迫这些人去信奉共产主义，他们也不在乎加入这个集体是否有危险。这条共产主义的毛毛虫已经在他们心中羽化成蝶了，这是他们对长期饥饿所发出的抗议，这种抗议转化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热爱。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其教义，但他们把它翻译成了更好懂的语言。
共产主义是给穷人的面包，是让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格瓦拉曾经饱读马列，他的笔记本里有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记录着马克思的思想和生平，但这都不及眼前的工人夫妇给他带来的冲击感。格瓦拉不是从书本上领悟共产主义的，是旅途中的一幕幕现实教会了他。后来他又和阿尔卑托一起游历了秘鲁。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格瓦拉发现，拉丁美洲的底层人民都过着一种相似的悲惨的生活，他们既受到美国资本的剥削，又受到国内的独裁者、买办地主的压迫。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却有着相同的命运。格瓦拉开始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不再把自己视作阿根廷人，而是成为了一个拉丁美洲人。在秘鲁的一家拉风病院里，他做了两周的医疗志愿者。
在大家为他举办的生日宴会上，他说道，尽管我们太过渺小，无法成为拉丁美洲独立事业的代言人，但我们相信，尤其是在这次旅行后，比以往更加相信拉丁美洲并没有分化成一个会虚幻的、不确定的国家。
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了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为必鲁干杯，为拉丁美洲的团结干杯。格瓦拉的发言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这个阿根廷人已经能在国际以外收获感谢、尊重和赞美。在旅途结尾，格瓦拉终于抵达了美国，虽然他们的摩托车早已损毁，他是。从为雷拉坐飞机过来的。对于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格瓦拉完全没有好印象。他已经见识了在美国发达的背后，拉丁美洲各国所承受的代价，而且美国的政治风气令他不满。他亲眼目睹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国警察还盘问了他的政治倾向。这些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年9月，格瓦拉完成上万公里的旅行，回到了阿根廷。他继续学业，应付考试，最终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格瓦拉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当一个医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周旅行给我带来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年7月，格瓦拉刚刚博士毕业，就选择了再次履行高薪的职位，亲人的劝说都没能留住他。母亲察觉到儿子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感伤的说道，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格瓦拉这次旅行相比上次有了更强的目的性。他深入考察拉丁美洲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几乎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在玻利维亚，美国人控制着锡矿的出口市场，阻碍当地政府实施国有化，在秘鲁，美国人以考古为名掠走了大批文物，他们带着多个相子凯旋而归。
人们该去哪里瞻仰马丘比丘的珍宝呢？去北美的博物馆里。在危地马拉，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势力之大，已经到了国中治国的地步，肆意操纵着当地的政治局势，可以说，在拉丁美洲，美国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上，你在一呼一吸间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从实力上来讲，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完全是碾压，任人本能的不敢去反抗，但。哥瓦拉在旅途中目睹了这一桩桩的渐渐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是的，反抗美国就几乎意味着死亡，但如果不反抗，那他根本就不算活物。年12月10日，格瓦拉从危地马拉给舅妈写信，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我的生活曾经是一潭死水，直到我扔掉肩上的背包，走过曲折的道路来到这里。一路上，我路过联合国品公司的属地，让我再次相信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有多么可怕。我在一副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前，我不会停歇在为地马拉，我将完善自我，汲取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所需的一切养分。格瓦拉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危地马拉，他和各国的流亡革命者交流思想。从古巴革命者尼克罗佩兹那里，他了解到，古巴几个月前才爆发了一次反对侵理独裁者的武装起义，但可惜起义失败了，连领头的人都被抓进了监狱。尼克是侥幸逃出来的少数人之一，但他依旧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股百折不挠的信念也鼓舞着格瓦拉。从秘鲁革命者伊尔达那里，格瓦拉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书。他敏锐的发现，相比于本就是列强、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俄国，中国革命对拉丁美洲有更强的指导意义。中国人的情况更接近印第安人和美洲农民的情况。格瓦拉对中国越来越好奇，他和伊尔达讨论，和去过中国的托雷斯、奥尔斯特讨论。
我们常常谈起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随着了解的越多，格瓦拉对毛泽东就越是崇拜，他打算未来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在和其他流亡者、革命者的交流中，科瓦拉还发现他们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在冷战美国严防共产主义渗透的大背景下，许多人不敢提共产主义口号，甚至干脆宣称自己是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只要求反帝国主义、反寡头。在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们也失去了暴力抵抗的决心，转而谋求通过议会选举改变政据。伊尔达所在的秘鲁阿普拉党就是这样。格瓦拉对此不屑一顾，他评价道，在当前拉丁美洲的环境下，没有哪个参与竞选的政党还能继续革命，他们必然向右翼妥协，然后寻求与美国的和解。
革命要继续，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格瓦拉这番话说的很对，但要想在美洲战胜美帝国主义又谈何容易啊，他现在更多的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当时是年，格瓦拉所在的危地马拉正好遇上了一次大变局。危地马拉时任总统阿本斯是一个相当进步的政治家，他在上台后推行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进行土地改革，他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拿走，交给广大的无地平民耕种，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但这些政策触动了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因为联合国品公司就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他们也不希望有人来干涉工人公司，联合国品公司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和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都能达上先，在联合国品公司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决定推翻阿本斯。
他们给。阿本斯编制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阿本斯从捷克斯诺伐克购买武器，是要入侵邻国，实施共产主义统治，甚至还有可能向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发动攻击。他们宣称危地马拉政府已经被共产主义者控制了，如果坐视不管，共产主义势力就会在中美洲壮大。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阿本斯本人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只是不像其他美洲统治者那样喜欢迫害共产党，而是给予了共产党一定的活动自由。这在美国政府看来倒也是一种罪了。
至于从捷克购买武器，那完全是为了自保。危地马拉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他哪有胆子去入秦民国？但美国政府是不讲道理的。年3月，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国堂而皇之的宣布，如果某个成员国处在共产主义控制中，且构成了对西半球的威胁，那就可以对其进行武装干预。接下来，美国还煞有其事的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约定两国一旦遭到危地马拉入侵，就可以得到美国的保护。在做好准备后。艾森豪尔亲自批准，决定实施胜利行动的最后一部分，推翻阿本斯。年6月，危地马拉城格瓦拉看着美国轰炸机飞过自己头顶，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美帝国主义，他的未来也随之展开了。
当危地马拉城遭遇第一波空袭时，格瓦拉更多的是感到兴奋而不是恐惧。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件事让所有的危地马拉人都团结在了他们政府的领导下，那些像我一样的外国人也和危地马拉连在了一起。
格瓦拉点评了阿本斯政府的应对措施，并对他们满怀信心。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事变初期主导了格瓦拉的判断。他甚至在信中告诉弟弟，只要美国不直接干预，维迪马拉就能经受住考验。美国的确没有直接派军队下场，但他们扶持起右翼军官卡洛斯，给予了他许多支持。美国政府向卡洛斯的叛军提供了武器、弹药、飞机，甚至连卡洛斯的士兵都是美国中情局训练的。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拒绝向危地马拉派出调查团，使其在国际上也难以得到支援。哥瓦拉绝望的发现，他所在的国家，他支持的政权正在一点点输掉长生珍。
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危地马拉人。他在夜间之情确保没能弄出光亮，招来飞机的轰炸。医院里帮忙，并且多次要求上前线。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美国的恐吓下，阿本斯的政府军也出现了动摇。一想到美军可能亲自下场，一些将军就吓破了胆，他们要求阿本斯辞职，并擅自联系了美国人。面对危急的形势，格瓦拉十分着急，他对碰到的每个人说，要让阿本斯知道，不应该听军事顾问的话，应该武装人民带领他们到山区打游击。
但这样的事终究没有发生，到最后连阿本斯也放弃了，他宣布辞职并流亡海外。一个明显的进步的总统就这样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国扶持的独裁者卡罗斯一上台就开始了政治迫害，每个和阿本斯政权有关的人，或者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都会被捕。面对这种局面，格瓦拉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阿根廷人的身份，帮助许多人获得了政治庇护。
他天天出入阿根廷大使馆，为其他人申请避难，而他自己则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大使馆。平心而论，在这场风波中，格瓦拉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依旧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几个月前，他还扬言要让联合国。公司消失，但现在联合国品公司就在他面前颠覆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格瓦拉曾经是如此的热爱维迪瓦拉，他说这里能呼吸到拉丁美洲最民主的空气。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格瓦拉眼睁睁的看着土地改革法被废除，所有的工会、农民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甚至连雨果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都被焚毁，因为里面有颠覆性内容。格瓦拉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一盆刺骨的冷水浇在了危地马拉人民身上，这一切就像是人醒后仍然念念不忘的一场美梦。然而现实已经临门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炮火的声音，这就是对那些旧政府的追随者们的回报。
格瓦拉所经历的正是每一个革命者都会经历的事。你会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你会被吹，当你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时，你才惊觉原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在大使馆里，格瓦拉有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他可以坐飞机回到阿根廷，继续回去当一个医生，抛。在那些关于革命的幻想过富足而殷实的生活，这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做的选择。
有名政治避难者都登上了飞往阿根廷的飞机。航线的终点象征着稳定安全的生活，但格瓦拉不在那架飞机上，他走到阿根廷大使面前，告诉金亚的大师，我要去墨西哥。墨西哥是流亡者的天堂。自从革命制度党掌权以来，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扮演着一个独立的避风港的角色。托洛茨基流亡在这里，西班牙内战中失败的左翼人士流亡在这里，二战中不愿忍受法西斯统治的人们也流亡在这里。在墨西哥，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者、革命者，还有乔装打扮的各国劲谍，卑鄙和高尚，理想和阴谋都在这一处碰撞。
格瓦拉形容墨西哥像一只巨兽一样，毫不在意的接纳了我，既没有对我表示好感，也没有冲我露出牙齿。格瓦拉在墨西哥一边流浪，一边寻找着革命的出路。他出于自尊心，没有向家里要钱，而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他当过保安、医院实习生，在一家濒临破产的新闻机构当过摄影记者，还在广场上靠给人拍照来挣过钱。这些工作的收入都很微薄。格瓦拉在信中告诉母亲，如果不是朋友的慷慨，我已经在警察的死亡登记簿上了。死因是饥饿。格瓦拉的遭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革命者的缩影。
心怀天下苍生，高谈主义和理想，但一回到现实，又得为如何填饱肚子而发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反动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实力都在一遍遍的磨平他的棱角。许多人最终一辈子都沉沦在了墨西哥忧伤的吉他声中。但格瓦拉不是这样，他承认自己是充满挫败感的来到了墨西哥，但他忘不掉危地马拉人民的痛苦。我等待着，寻找着，想要以某种方式重现那个悲痛过度的未来。终于有一天，格瓦拉等来了他的命令，他和古巴革命者尼克洛佩兹重逢了。
尼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古巴革命的领袖就快要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尼克可以安排格瓦拉和他见上一面，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格瓦拉此前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位革命领袖的传说，但在真正见过他之后，格瓦拉还是忍不住感叹道，尼克说的是对的，如果有谁能在何塞马蒂之后成就一番有益于古巴的事业，那这个人就是费德尔卡斯特罗。
年7月，27岁的格瓦拉和29岁的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相遇了。他们意气相投，雄姿英法两个人都迫切的想要进行革命，推翻美国扶持的独裁者，打造一个公平独立的国家。卡斯特罗向格瓦拉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几十个人要坐一艘船从墨西哥出发，穿过漫长的海域和不妨油密的海岸线，远真古法。格瓦拉清楚这个计划有多么疯狂，但他被卡斯特罗杰出的领导蔡伦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他的浪漫主义、冒险主义深深吸引了。我只会全力支持像他那样的人。
在相识后短短几个小时，格瓦拉就加入了卡斯特罗的远征团队。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喜欢受妾，所以大伙就亲切地称呼他为切格瓦拉。这是格瓦拉平生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伙伴，登上属于自己的船。我从此意识到，我甘愿为了我们纯粹的理想死在异国的海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