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压缩成一页纸张，可能上面的绝大部分位置，都写满了隐忍、妥协、遗憾甚至是屈辱。
对照其高度富庶发达的经济和无比灿烂辉煌的文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总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与压抑感。
那是个如登春台却又流离颠沛的时代；那是个白玉无瑕却又千疮百孔的时代；那是个极致风流却又委顿羸弱的时代。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其定鼎初期总有几分生龙活虎，但宋朝却是个例外，它几乎从一开始就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
这个遥望大唐辉煌，将五代乱世收束的王朝，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气象。
但幸运的是，哪怕在如此孱弱不堪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拥有着像岳飞、孟珙、范仲淹、文天祥这样心怀天下、气壮山河，即使在整个人类漫长而恢宏的历史进程中，都足以彪炳史册、震古烁今的伟大人物。
当然，在这一个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当中，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个人，那就是今天文章的主角——辛弃疾。
可怜故乡是他乡
宋高宗绍兴十年（年）5月28日，时值卯时，东方欲晓，日月交替，在北方初夏骤来的风雨中，辛弃疾降生于山东济南府历城。
在其出生之时，从华北到中原，从甘肃到山东，这些曾经属于北宋的疆域，早已被纳入了大金帝国的版图，而他的诞辰准确来说应该用另一种纪元——金熙宗天眷三年。
因父母早逝，辛弃疾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而幼时的经历，对辛弃疾影响极深。
金国大举入侵之时，辛赞因为族众庞大，无法脱身南下，其后又迫不得已委身金朝为官，虽然颇受女真人器重，还一度出任金朝南京（开封）知府这样的高官，但“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辛赞，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投衅而起”，以报社稷遭劫、君父受辱的不共戴天之仇。
这种对于自我血脉基因的深刻认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外族入侵的强烈愤懑和对故国的缱绻深情，也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着辛弃疾的一生。
从儿时起辛弃疾便追随祖父宦游各地，闲暇时光，祖孙二人便“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聆听辛赞为其讲述前朝往事。
江山依旧如画，只是故乡已成他乡，被征服民族的悲惨与屈辱，给年幼的辛弃疾带来了强烈的刺激。
其暗下决心，立志要苦练骑射武艺，有朝一日能像北击匈奴、封狼居胥的西汉名将霍去病一样，驰骋沙场，尽忠报国。
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倾慕崇敬之情，辛弃疾甚至在日后的抗金岁月中，效仿霍去病，将原字“坦夫”改为了“幼安”。
十四岁时，辛弃疾由济南府保荐到燕京参加金朝进士考试，不第；三年后他再次赴考，依然落榜。
而关于这段历史，也成为了辛弃疾身上少有的污点和悬案，攻讦他的人认为，你既然矢志报国，为何又认贼作父，参加金人的科举，岂不是变相承认金国的正统地位？
其实这一点很好解释，首先，辛弃疾一生视功名如尘土，更没有想过利用科举来以文入仕。
而且在当时，许多滞留于沦陷区的爱国志士，之所以参加科举，正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深入金朝军政部门内部，伺机以动。
更何况通过参加赶考，在旅途之中，辛弃疾便有了观察沿途地形和了解敌情的机会，而这些收集而成的宝贵资料，也被完整地写进了其日后的军事名篇《美芹十论》之中。
佩剑少年，热血南归
绍兴三十一年（），祖父辛赞辞世，而辛弃疾业已长大成人。
这是转折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对于辛弃疾的个人命运，还是宋金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极其重要。
这一年，野心勃勃的完颜亮弑君篡位，成为金国第四任皇帝，此后，对南宋觊觎已久的大金天子，不顾“绍兴和议”后宋金之间已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悍然对宋朝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金人南下的烽火之中，各路抗金义士纷纷揭竿而起，而早已按捺不住报国冲动的辛弃疾，也很快在济南南部山区拉起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随后又加入了由耿京统率、声势更为浩大的天平军。
辛弃疾饱读兵书又精通文墨，胆识超卓更习得一身过人的武艺，很快就受到了耿京的赏识，并在天平军中脱颖而出。
为了取得抗金的全面胜利，也为了更好地报效尽忠，辛弃疾建议及时南下联络宋廷，把义军改编为由宋军节制的正规军，以便里应外合，南北夹击。
考虑到天平军的长远发展，耿京欣然应允其奉表南归的主张。随后，辛弃疾突破金军的重重防线，于年正月抵达建康，并在当日即受到宋高宗赵构的召见。
高宗对天平军的忠义之举赞许有加，授耿京为天平节度使、知东平府，对其麾下天平军中的主要将领也各有封赏。
然而，正当辛弃疾踌躇满志的踏上北归之路时，金帝完颜亮在采石矶连遭挫败，却仍执意渡江，随后激起兵变被部将弑杀。
而义军内部也突然发生了叛乱，叛徒张安国将首领耿京刺杀后投降金国，等辛弃疾返回山东时，天平军已处于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态。
接下来，一场平叛除奸的奇袭就此上演，——愤怒中的辛弃疾，竟然只带领着五十人的小部队，横刀上马、奔赴敌营，在五万叛军之中，生擒张安国，并在金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辗转数千里，将叛徒带回建康，交于宋廷处决。
五十对五万，这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奇迹，如果不是正史的白纸黑字，这种堪称神话传说的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让人置信，但它偏偏就真实地发生在了年仅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身上。
少年英雄，佩剑南归，宋廷朝野震动，据史料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而辛弃疾大仇得报，意气风发，正憧憬着纵横沙场、收复失地的壮举，然而造化弄人，等待他的，却是难以名状的困顿与窘境……
千古悲恸“归正人”
对于辛弃疾的任用，高宗还算是相当优厚，授其为江阴签判。比照宋朝科举取士后的用人标准，这种远超进士、比肩状元的特殊待遇，对于年方弱冠又无功名在身的年轻人而言，已经属于皇恩浩荡的破格提拔。
只是将宝剑带血、浑身弥散着凌厉杀气的辛弃疾，安排到远离边境的江阴，又授以与兵事无关的闲职，其心理上难免有些落差。
其实，并非南宋朝廷不需要这样的热血将领，也不是大宋天子没有明白臣子的报国之心，只是辛弃疾“归正人”的特殊身份，让回归后的一切都变了味道。
所谓“归正人”，是指从沦陷区南渡归来人员的统称，从其“改邪归正”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看出，宋廷对于“归正人”，表面慷慨接纳，内心却充满了轻蔑与歧视。
凡有“归正人”来投奔，朝廷必对其严格审查和防范，即使通过审查，多半也是授予一些闲散官职，绝少委以重任。
而辛弃疾原是义军出身，其祖父又在金国为官，这样敏感而尴尬的身份，几乎让他成为南宋“归正人”不公待遇的标本与模板，同时也为其一生的悲剧，早早埋下了伏笔。
从满目疮痍、兵戈未休的山东，终于来到桃溪柳陌、烟雨迷蒙的江南，来不及体验身份和地域转换所带来的新奇，满腔的报国热情更不允许他在闲职上虚掷光阴。
其时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辛弃疾不顾自己人微言轻，通过对宋金形势进行审时度势的梳理、判断，从而更加系统、清晰地提出了北伐抗金、恢复故疆的军事策论，这就是他于乾道元年（年）向宋孝宗进献的《美芹十论》。
然而，抛开辛弃疾的身份不论，其献策的时机和大环境并不理想，两年之前，宋廷刚刚经历“隆兴北伐”的失利，整个朝廷都沉浸在议和后妥协、苟安的氛围之中。
所以相当遗憾的是，洋洋万言的呕心沥血之作，并未得到大宋天子的重视，踌躇满志的辛弃疾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徒呼奈何。
就像许多年后其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中写道的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人内心的失落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壮志难酬，但与其日后的坎坷遭遇相比，此时的辛弃疾还算顺遂，起码仕途是一片平坦。
江阴签判之后，其又历任广德军和建康通判，职务在按部就班的升迁，又处于宋金之间干戈止息的平静岁月，辛弃疾与友人把酒临风，吟诗填词，其作为词人的身份与天赋在战争的空隙里日渐得以彰显。
当然，从慷慨报国的雄壮到报国无门的悲壮，也逐渐奠定了辛弃疾词中雄浑豪放、沉郁悲凉的基调。
乾道六年（年），是辛弃疾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年份，此时其已年届不惑，建康任满，赴临安待命并受到了孝宗皇帝的召见。
君前奏对，辛弃疾先是连上两道关于北伐抗金的奏疏，随后宵衣旰食、夙兴夜寐，在《美芹十论》的基础上，又创作出了更具拓展和延伸性的《九议》。
孝宗对此反应依旧冷淡，《九议》呈入宫中，不出意料的再次泥牛入海——天子对“归正人”的接见，只是礼节性的过场，而无论是战是和，宋廷似乎都在刻意回避让辛弃疾有任何染指军事的机会。
热血满腔，却壮志难酬，这使得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只能把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宦海沉浮，几度春秋
虽然建言被束之高阁，但辛弃疾在屡次上书中展现的远见卓识和真才实干，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同，先后委派其出任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安抚使、转运使等重要地方职务。
但治理荒政、整顿治安的工作，显然与其匡扶社稷的初衷大相径庭，虽然在地方岗位上尽职尽责、表现出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辛弃疾愈发感觉岁月流驰而人生蹉跎，壮志难酬之间，内心倍感痛苦与压抑。
现实对辛弃疾是无比残酷的，他虽然才干出色，但豪迈倔强的性格，使得他很难在圆滑的官场上立足，而其执意北伐的信念，又与当时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风气格格不入。
辛弃疾也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早早便于江西信州（上饶）带湖之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归隐所居，并将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从此自号“稼轩居士”。
不久，淳熙八年（）东，四十二岁的辛弃疾因受弹劾而被免官，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除短暂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野闲居。
闲云野鹤、笑傲山林的日子，对辛弃疾而言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
他饮酒赋诗、交朋结友，尽情享受着山水风光，并沉醉于其中的恬静之趣。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平乐·村居》等脍炙人口的田园词作，均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而无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还是“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千古佳句，在生动自然的描绘着农家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作者隐居其间，恬淡旷达的心态。
然而，辛弃疾终究不是陶渊明式隐者，心怀天下的他无法真正做到五柳先生那样的物我两忘，寄情于山水之间。
田园风光固然陶冶情操，但心灵深处涌起的波澜又让他倍感痛苦；一生壮怀激越的理想固然使人振奋，但现实的无情又令他愤怒失望。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热血男儿，报国无门，正值壮年又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在黯然神伤与强自宽慰的情感起伏中，辛弃疾就这样慵懒、闲适却又碌碌无为地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年过花甲，生命的轮回再次开始，嘉泰三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三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当年岁末，又受到了宋宁宗的召见。
自“隆兴北伐”失利，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南宋已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曾经的翩翩少年如今也垂垂老矣。
但迟到的召唤依然令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拖着老病的残躯奔赴临安，为北伐出谋划策。
但此次回归，辛弃疾还是察觉到了一丝隐患与不安——虽然金国外困于北方的战事，又穷于应对境内的饥荒，但宋宁宗就像当年力主北伐的宋孝宗一样心切，而韩侂胄相比之当年的北伐领袖张浚则更为急躁。
虽然在北伐的核心意图上与最高决策者高度一致，但他更深知在事关家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上急于求成，将会非常危险。
5年三月，辛弃疾改知镇江，此时的他心情矛盾而复杂，既对韩侂胄等人盲目出战的想法感觉到后怕，又想有一番作为，能够让皇帝真正明白取胜之道。
在登临京口北固亭时，遥望北方故土，不禁感慨万千，写就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在辛弃疾这首借古喻今的代表作中，意境悠远、义蕴极深，既有对英雄功业的热烈向往，也有对江山收复的忧虑担心；既有流年虚度的无奈，也有英雄迟暮的悲怆，字里行间都蕴含了作者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他已决意把自己衰朽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奉献给如他一样白发苍苍的王朝，然而吊诡的事情却再次发生。
开禧元年（5年）六月，圣旨传来，将其从镇江前线调往后方的隆兴知府，还未到任，又因谏官弹劾而去职，只得返回家中继续养老。次年春天，宋廷又起用他为浙东安抚使。
如此频繁的调动，已超出了正常人事任免的范畴，于公而论，是国家对辛弃疾的使用一直犹豫徘徊，于私而言，这简直是在想方设法的折腾一名六十五岁的老人，辛弃疾就此彻底心灰意冷了，毅然上书请辞。
辛弃疾离开了，但北伐已是箭在弦上，6年五月，韩侂胄奏请宋宁宗正式颁诏，誓师出兵北上。
然而对南宋可能的进攻，金人早有防备，仓促而为的“开禧北伐”果然如辛弃疾事前预料的那样，遭遇惨败。
接下来，便是兵败之后的和谈，但作为胜利者的女真人愈发虚张声势，变本加厉地开出了议和条件，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宋廷将挑起战争的宰相韩侂胄缚送金国请罪。
韩侂胄勃然大怒，誓言与金人决一死战，更献出二十万家财以助军需。整饬兵马之际，曾经废弃的棋子辛弃疾再次进入朝廷视野，6年底，宁宗进封其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并召其入京奏对。
但也许是廉颇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是对自己大限将至产生了某种微妙的预感，此时的辛弃疾一再力辞，坚决不肯出山。
开禧三年（7年）九月初十，秋风吹落满庭黄叶，天地一派凋敝萧瑟，老迈的辛弃疾于病中竭力坐起，混浊的双眼里突然光芒四射，嘶声疾呼：“杀贼，杀贼！”随后，又重重倒在卧榻之中。
诗剑风流却郁郁一生的词人，热血满腔却报国无门的英雄，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人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