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今天，爱因斯坦到访上海，经停三日。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员方在庆说，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成了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蔡元培诚邀爱因斯坦
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至年代中期，迅速地，无争议地，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
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并以狭义相对论为论据进行反驳，同时还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小青年怼学术大佬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此时距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奇迹年”，已经过去了12年。
中国知识界大多读不懂许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不计前嫌，把许崇清请到北大教书。
很快便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五四运动半年后，爱丁顿一次轰动世界的天文观测证实，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致。
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成了英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标题极为醒目：“科学革命、新时空论、牛顿引力论的颠覆”。
爱因斯坦应邀为《泰晤士报》撰文，在解释相对论时，他打了一个略有政治意味的比喻：“现在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但是在英国我代表瑞士犹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德国人把我当成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把我当成德国科学家。”
这些话有神奇的预见性，在几个月后就成了真。
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爱因斯坦，还在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理论就不会被攻击。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
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
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讲演中，有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嗣銮、张申府、任鸿隽、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
同时，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
语言问题看似一个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认为，这恰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因斯坦有严重的“外语恐惧症”，他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方始终没有就此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推荐合适的中文翻译，而这一直是他讲学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迟访问中国”不是客套话。《爱因斯坦全集》译者方在庆分析，有三个因素让他考虑远东之行：首先是爱因斯坦想逃离在德国流行的反犹主义；其次是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危机；再就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日本签约抢占先机
蔡元培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员朱家骅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骅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不过，对于具体细节，双方并未深谈。
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爱因斯坦。日本的改造社在同年9月专门派记者到欧洲跟爱因斯坦接洽讲学，同时还请一些有名的日本科学家写信，说服爱因斯坦。
双方谈判一波三折。起初，爱因斯坦觉得改造社的条件太苛刻，除了讲学，对方要求爱因斯坦所有在日本的演讲，都在改造社的杂志上发表，爱因斯坦觉得发表量太大了。后来，他又看到罗素对改造社社长的评价，“就是拿名人做幌子赚钱，是个骗子”，于是明确表示不去日本了。
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时顺手写下的公式
日本人急了，把条件放得更宽：将酬劳提高到讲学四周英镑（约合美金），同时提供爱因斯坦夫人访问的所有费用。为了体现诚意，还把费用的一半先放在伦敦的一个银行，爱因斯坦如果不得已不去，这笔费用也不用退；另外，爱因斯坦只要给杂志提供一篇文章就行。
爱因斯坦看出日本人的诚意，就签了合同。
东方之行劳力费时，路上就要三个月，如果可以顺便访问中国，岂不是好？爱因斯坦为此主动联系了中国驻德公使。
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日本承担路费，中国却可以沾光，这本是好事，但朱家骅从使馆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劝他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因为“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
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回了一封信，“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还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
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可见，爱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规矩，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约束。但朱家骅却只顾着向蔡元培抱怨爱因斯坦出尔反尔，从此不再参与邀约一事。
“这反映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世界接轨时，还保留着固有的‘我为天下之大’的心态。”方在庆说，“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中心是中国，在他这个‘世界公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一种想法。”
蔡元培显然比朱家骅豁达，他接到公使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
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教工因为欠薪多次游行，华币已是北大教授三到四个月的月薪了。不过，两周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作了一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驻德使馆实在是慢性子，4月8日，爱因斯坦才收到蔡元培的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愿意访日后来中国，但“以两星期为限”。同时开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驻德使馆把信转到蔡元培手中，已是6月下旬。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是最初报价的四倍，这让蔡元培“真不知往何处筹措”，但他还是咬着牙回电“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初，蔡元培专赴山东向梁启超求援，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这才使费用稍有眉目。
不知何故，使馆拖到7月22日才致信爱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条件”。对爱因斯坦来说，从邀约到回复，足足等了两个多月，不过他还是迅速复电“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使馆又耽搁一个月，直到8月底，蔡元培才知晓这件喜事。
对中方来说，博士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并未落实。复旦大学物理系施郁教授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当时，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女婿斐司德在上海当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他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曾邀请爱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讲。
爱因斯坦在8月回复斐司德时说，北大邀请了我，但鉴于中国的重大困难，我还在犹疑，也希望帮忙与北大联系一下，“建议要足够详细，以便我在此基础上作决定并确定日程”。
显然，虽然北大口头答应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缺乏细节和合同就不能算数。方在庆认为，中国人讲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习惯使用现代社会通行的书面契约，这为最后的坏消息埋下了伏笔。
爱因斯坦在上海
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路经上海，登岸观光。
这段访问的诸多细节，如“爱因斯坦在上海接受了诺贝尔奖，上海是他的福地”“学生们抬着爱因斯坦从南京路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等，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黄浦档案馆研究员景智宇对这些说法颇为怀疑，他搜集了当年华文、日文、西文报章上的报道，和相关当事人日记仔细比较，去伪存真，终于拨开了爱因斯坦上海之行的迷雾。
爱因斯坦抵达上海的时间，《申报》报道是12日，并言之凿凿地称“旅沪日本学士会于昨日六时半，假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到者颇众，并有国际联盟日本代表鸠山秀夫博士出席欢迎”。其实，以上报道都是子虚乌有。
不仅《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都出现了同样的低级“乌龙”。原来，爱因斯坦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重视，甚至没派记者去采访，而是直接使用了中国通讯社的错误电讯。以至于，邮轮因风暴耽搁了一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很多在中国的活动，媒体都全然无知。
真实的情况是：
在中国海域，“理想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和南方天空中灿烂的星斗”都使爱因斯坦欣喜不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3日上午10时40分，爱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爱尔莎搭乘的“北野丸”号邮轮在上海汇山码头靠岸。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德国公使、上海医生斐司德夫妇等上船迎接。
在甲板上，14名日本记者和几位美国记者围住了爱因斯坦，七嘴八舌地提问：“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这样吗？”“你觉得中国有几人能理解相对论？”还有记着提出相对论中“尺缩”问题，爱因斯坦在解答提问时，拿起纸写下了一个洛伦兹收缩因子。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码头迎接他。（虽然《中国新报》的记者曹谷冰也在现场，但没有被提到。）这与杜威和罗素到上海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年杜威夫妇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专程到上海迎接；年罗素到上海，蒋百里、张申府、赵元任等前去迎接，还有约百人出席了当晚的欢迎晚会。
爱因斯坦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稻垣参照了中方当年接待罗素的标准，在“一品香”吃午餐。
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
饭后，爱因斯坦到小世界游乐场欣赏昆曲，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其依据是《民国日报》上的一句话，“至小世界聆昆剧”。围绕着这句话，产生了许多添枝加叶的渲染和想象。有人描绘道，爱因斯坦虽然听不懂唱词，但是对华丽的服装和优美的舞姿很感兴趣。
其实，爱因斯坦并不是专程去听昆曲的，他在饭后表示，要“仔仔细细看看人民的生活”，于是稻垣把他带出租界，带到了老城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城隍庙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一行人只能下车步行，稻垣在日记里写道：“那可真是又脏又臭的地方，连话也没办法说，我甚至想没必要带博士来，回去算了，但博士却说不要紧。”
对于沿途所见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印象是一群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为生存而坚强奋斗。”“即使是做苦力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特别健康的神经，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
爱因斯坦喜欢音乐，但一行人到小世界时，风格典雅的昆曲尚未开演，他们转而去看新剧，即早期的话剧。按稻垣记述，他们看的是“喜剧”。尴尬的是，因为剧场内出现了几个欧洲人，观众都好奇地跑来围观。爱因斯坦忍俊不禁地说:“我们也成了一台戏。”他们一路被围观，直到在斐司德别墅喝下午茶，爱因斯坦才稍觉自在。
当天的重头戏，是中国大商人、书画家王一亭在梓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梓园是王一亭的私宅，稻垣之所以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王一亭跟日本政商界关系好，二是因为梓园是一座精致的中式庭院。
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参加宴会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斐司德夫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张君谋等。宾主分两桌围坐，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气氛热烈。
酒酣之后，于右任、爱因斯坦、张君谋先后致辞。爱因斯坦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美术固然是个人作品，但由此可以相信将来中国科学一定能发达……在东京讲演后，很愿意能来中国讲演。”其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谈相对论。但他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疲惫不堪，婉言谢绝了。
所有人中，爱因斯坦对小女孩着墨最多。她是应时的女儿，名蕙德，仅11岁就会德、法等国语言。当晚，蕙德用流利的德语朗诵了歌德长诗《一个古老的故事》，再用法语朗诵《拉娇小春燕》,还唱德国歌曲《创立》，博得满堂喝彩。
如果有什么不满，那便是晚宴的奢侈铺张。他写道：“讲究的程度是惊人的，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作为匆匆过客，爱因斯坦在上海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梓园是为数不多仍有遗存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假山、池塘、宴会厅都已无存，但梓园尚存一幢塔式主楼、一座两层佛阁，王一亭的曾孙楼斌仍住在王一亭当年的卧室。他给记者看了玻璃板下的照片，果然如爱因斯坦所写，王一亭与大生物学家霍尔丹神似。
深夜，爱因斯坦还到日本俱乐部，与百名日本青年座谈，然后才回船睡觉。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再次登陆上海，却因为没有中国人陪同而鲜为人知。
稻垣记载，他带他们参观了龙华寺，扫兴的是，这座明代重建的古刹当时成了军阀的兵营。按稻垣的计划，还要参观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商会、英美烟草公司、圣约翰大学等，因时间来不及而作罢。
下午3时，爱因斯坦夫妇仍乘“北野丸”号去日本神户，稻垣夫妇陪同前往。稻垣记述了爱因斯坦这一天多的感受，“博士从昨天到今天，观察了受外国人压迫的中国人的状况。他郑重地说：再过50年，中国人一定能赶上外国人。”
这段只有两天的上海之行，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