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2015
一
中国论文
我有一个印象――虽然只是个印象，但也是个很深刻的印象――在当下的中国文坛上，有几位重量级的批评家，他们各有各的鲜明个性，又同时具有某种很容易辨识的共性，比如他们都有很深厚的学养，但决不像“学院派”那样喜欢凌空蹈虚，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既来源于深厚的理论修养，又建立在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套用最近重新流行起来的一种说法，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批评实践当中，“生活”是很“深入”的，是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的主体部分，不是通过各级作协所组织的那些“深入生活”或者美其名曰“采风”的活动，在导游的引领下看到或听来的。所以从他们的批评文章中，你不仅可以读到他们对某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同时还能看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哪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认识。此外，他们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惊羡的共性，就是在他们的绝大多数批评实践中，都具有很好的全局意识，即使是批评一位不知名的小作家的小作品，你仍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背后矗立着一个参照系，即他们对我国当前文学创作的实绩、态势的整体把握。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可不是吗，毕竟是北京的批评家嘛！而更有趣的是他们又都有一种共同的例外，就是他们一旦说到那几位陕西作家时，立刻就会让你恍然惊觉：可不是吗，他们都是陕西出来的呀！
李建*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建*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路遥在2015年“三月”》，发表在《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3期上。一位后来才从“陕西出来”的批评家，写文章赞扬一下一位早已故去的同籍先贤，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赞了也就赞了，即使赞得略略过了点头，过了也就过了。问题是这儿有两个“不合”。其一，不合在这儿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其二，不合跟韩石山掐起架来。这个其二，从本质上说卑之无甚高论，只是对我的一种撩拨。两年前北岳出版社出过一套批评丛书叫《赤练蛇文丛》，总共四条赤练蛇，其中的三条，分别是韩石山、李建*、陈冲，现在前面的两条已经掐起来了，第三条若袖手旁观，就有――再套用一个现在已经重新实行的说法――“自外于人民”之嫌了。所以我决定主动掺合进来。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那个其一，即李建*在这儿提出的那个重大理论问题。理论地表述这个理论问题，可以表述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以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所有文学理论中第一等重大的问题了。像李建*这样的批评家，有志于下手解决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原是老生戴胡子――正扮（办），杀牛就得用牛刀。问题仅仅在于，他实在不该在谈论陕西作家时捎带着解决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不只是他一个，“陕西出来”的批评家在谈到陕西作家时，往往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理性被感性瞬时性遮蔽的风险。举个小例子。有别处出来的批评家认为，中国的作家大多写不好大场面，这个恐怕或多或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不合竟举了陈忠实的《*原》为例，于是便有“陕西出来”的批评家不干了，说《*原》中“祈雨”一场写得多么多么好，听那意思，足可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赛马”一场相媲美了。其实依我看，那只是陈忠实对写大场面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士气可嘉，结果平平。李建*显然对这种风险估计不足，而实际上，一向批评文字相当讲究的他，一说到路遥，就连标题也弄得不是很稳妥了。按他的破题之说，这个《路遥在2015年“三月”》的标题，是从《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脱胎而来，问题是前者讲的是列宁在1918年所做的事，后者讲的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所做的事，而李建*这篇文章讲的并不是路遥在2015年3月所做的事。所有人都可以作证，路遥在2015年3月啥事都没做过。所以，我把自己这篇文章的标题定为《路遥的2015》，既以示区别，又权为示范。
当然，这个标题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你无妨这样理解：在我看来，2015年围绕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所发生的事，确实都与路遥本人有关，但是基本上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本身无关。
二
在谈到路遥之前，批评家李建*是清醒的，所以在理论上也是严谨的。他知道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采用的是一种很严谨的表述方式：“文学的生命长度决定于它征服时间的力量有多大。”我非常赞赏这种思维方式，而学院派是不会这样去想问题的，当然更不会这样去表述。批评实践也恰好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对自己采用的文学价值标准都有相当的自信，但所有靠点谱的批评家都知道，预测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有多长，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也很少有人去干这种蠢事。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长度，除了作品本身这个恒定值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变量，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那个“时间”。稍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都明白，在这儿，“时间”不是一个“理论”的范畴，而是一个“生活”的范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此之谓也。然而，令人不胜扼腕的是，一旦说到了路遥，李建*情不自禁就犯开了迷糊，转眼之间就把“时间”这个因素抛到脑后去了。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因素，“生活”就不再是“深入”或“浅出”的问题，而是整个儿没有了立足之地。其实这本来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文学（作品）的生命长度”和“时间”结成一对“矛盾”以后，它们的关系不可能只是一方作用于另一方的关系，必然是也只能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看作是“时间”对“文学作品生命”的消蚀过程，那么后者究竟能挺住多久，就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抗消蚀力的强弱，也取决于前者的消蚀力的强弱。把同样的铁块，放在一杯清水里，和放在一杯浓硫酸里，那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时间”究竟是一杯清水还是一杯浓硫酸，这就是“生活”的范畴了。
我在本文开始处讲了一通“深入生活”，并不是白讲讲的。要理解这个范畴的问题，你的“生活”太不“深入”，比如连列宁服究竟是男人穿的还是女人穿的都不知道，那肯定是没门儿的。不得其门而入，此之谓也。所以我现在就来当一次导游，试着引领有兴趣的读者诸君，来“深入”一下我本人的“生活”。
1965年（具体日子就不说了），我被劳动教养所“清理回乡”。“清理”听上去不是好话，但实际上是好事。此前三年多，我已经摘了帽子解除了教养，但是还得“留场就业”。这一“清理”，才是真正让回家了。到家以后，就想去北京看看已经八年未见的父亲，依规去派出所请假，却受到人民公安的严厉训斥：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你有必要去北京看父亲吗？没有这个必要嘛！向毛主席保证，上面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因为我记得太清楚了。但是我仍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通训斥，因为我那时对自己的“生活”还是相当“深入”的，不仅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也知道与此类身份相关的一种叫“保卫期”的规定，遇有什么重大活动或事情，在此期间，有“几种人”，包括我这种“两劳释放人员”，是必须呆在自己家里的，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至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进入了“保卫期”，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让知道更不能问的。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那个“时间”里的一个正常事件，更何况那位训斥我一通的人民公安真是个好民警。若干天后的一个傍晚，他亲自来到我家，说陈冲你不是要去北京看父亲吗？现在可以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6年，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出版那一年，因为得了一笔百元级的稿费，就决定带着我太太出去旅游一下。太太跟着我共患难了三十年，现在我的身份有了改善，也该“同甘（苦）”一下了。也没敢去太远的地方，坐火车上午出发，傍晚抵达，到旅馆登记时，傻眼了。人家要求出示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必须分开住。这是规定，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简而言之，次日扫兴而归。回来的路上，深自反省，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放松了对“生活”的“深入”。从哲学上说，这是一个悖论――你以为住在一起就能证明你们是夫妻，人家却认为必须先证明你们是夫妻然后才可以住在一起，而生活的裁决是你说了不算，人家说了才算。那么“思想根源”在哪里呢？就在于你觉得好像身份有了改变，而实际上并没有变。你虽然不再被按“两劳释放人员”对待，但你仍然是一个经常需要证明自己是什么身份的身份。这是放松了对“生活”保持“深入”的必然结果。
2015年，碰巧也是3月，我又去了一次公安派出所，重犯了一次类似的错误。这次是为了给我的伴儿办暂住证。（我太太已于五年前去世，后来就有一位女士来我家跟我就伴，所以向朋友们介绍时就称她为“我的伴儿”。）确实，没有办手续，也没有转户口。现在她要办件事儿，虽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件事跟当事人住在哪里有任何关系，但人家有规定，只有住在本市的人才可以办。应该承认，那规定也还宽松，没有本市户口，暂住证也行。就去了派出所。民警说：得让你们楼长出个证明。我当即发了蒙。由于对“生活”的严重不“深入”，我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楼长”这样一级领导，更不知道谁是我的楼长。就问：不要这个证明不行吗？结果得到的是一个严厉的质问：没有证明，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坦白交代，我当时真是很愤怒，觉得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羞辱，不过这愤怒和羞辱感也只是一眨眼的事。毕竟是老运动员了，关键时刻，还是有能力很快恢复对“生活”的“深入”的。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我已经承认这其实是我自取其辱了。办事的那个地方，实行的原是很“人性化”的管理，当时就说明过，你只要交二百块钱，他们就可以帮你“通过非正式渠道”办一个暂住证，而且这个证是“真”的，一年之内办别的事也有效。当时觉得花这二百块钱有点冤，现在才知道那其实是很便宜的。这仍然是个身份问题，而且更“深入”。暂住证要证明的无非就是她住在你家里，并不证明她和你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公安对这个也不会有多大兴趣，即便是“非法同居”，也不会追究的。他们在意的是身份;只有在查明你们是各以什么身份住在一起之后，才能承认你们确实是住在一起的。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从已经足够“深入”的“生活”中浅出出来了。《平凡的世界》，讲的不就是个身份问题吗？少安、少平两兄弟，一个想就地致富，一个想外出发展，殊途同归，都是试图改变原有的身份。那么改变身份又是为了啥？您圣明，为了能过上富裕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这部小说才被归类为“励志”读物。假定――假定永远是小说创作中无限可能性的源泉――这哥儿俩的隔壁还住着一个年龄相仿的年轻农民，在别人都争着想当万元户的时候，只是闷头种着自己那一亩三分承包地，耕耩锄耪之余，便在自家地头上吼两嗓子秦腔，唱几句“龙车凤辇进皇城”之类自慰，玩一点档次极低但性质上类似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游戏，过着一种安于贫贱却也自得其乐的日子，如果有人把他作为主人公写成小说，元芳你怎么看？若说这就不“励志”了，难道此人之志就不是“人各有志”中的一志了？这就看出“导向”的作用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反复证明，那种看似“无所求”的人，是公权力最难及于其身的人群，所以不能提倡。
这就有了另一类的“生活”，也很值得去“深入”一下。
2005年，我准备写一个叫《苍红》的长篇小说。这个念头完全是被时任《十月》副主编的陈东捷撩拨出来的。此前我写过一个《不自然的黑色》，发表于《十月》1989年第六期，是那时的副主编张守仁撺掇的结果。我本来想写一个长篇三部曲，第二部很成熟了，第一部却有几个地方总也想不好，张守仁说，你先把第二部写出来嘛！于是就跳过了“红”，先有了“黑”。发表后，承蒙《十月》错爱，给了一个当年的刊物奖，其时还是的陈东捷又写了一篇评论，相当地赞了一下。有了这层关系，十六年后偶遇陈东捷，他要我把另两部写出来，就有点不好拒绝了。不错，我问过他，写出来能发吗？他说，你写出来交给我，我找机会发。现在的人们可能不明白这个“找机会”是什么意思，但当时我们都明白。现在看，当时这两个姓陈的都对“生活”严重不“深入”，但这是后话;事后诸葛亮，此之谓也。为了写《苍红》，我打算看几个老电影，找找感觉。就拿了个单子满世界找，找遍了石家庄的大小影碟店，一个也没找着。其实那单子上只有三部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很明显，它们都“死”了。最后，还是从一个不明不白的站上下载到了《芙》，*才知道那站从哪儿租的服务器，一部电影下载了整整一夜。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只要不屈不挠，必定会有结果，就把《苍红》写完了。据看过它的人私下说，这应是一部有生命力的小说，但实际上它完全没有“征服时间的力量”，所以它的“生命长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个大零蛋。
三
据《南方周末》2015年6月4道，目前已经出现了一门新的产业，光是在北京，这门产业2014年的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约1.8亿元，“上海的情况与此类似”。这门产业被定名为“职业观众”，从业者要做的事，就是在录制电视节目时“鼓掌、欢呼、尖叫”，然后在走出摄影棚时“领钱”。所以我们在看电视节目时，明明那节目低俗乏味，却能看到、听到“现场观众”的鼓掌、欢呼、尖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有幸无意间“深入”了一回“生活”，即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开播不久，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该剧虽然得到了评论界的热捧，实际上收视率很一般。有趣的是，在此之后，再没人说到那个“很一般”的收视率了，如雷贯耳的是众口一声保持高度一致的“热播”。这个汉语词汇――借用一位学院派批评家的说法――确实体现了汉语写作中难得的精采，它字面上说的只是很多人在那里汗流浃背地“播”，而实际效果却是让人觉得有很多人在收看，在鼓掌、欢呼、尖叫。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哪种“深入”，哪种浅出，得自己去分辨。而以我的经验，您不一定非得相信那些引领你去聆听掌声、欢呼和尖叫的导游不可。同样道理，小说《平凡的世界》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会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你最好也问一问自己的“生活”，比如看看你的周围，还有多少人保持着能把一本长达一百万字的书――别管它是什么书――从头到尾读完的惊人毅力。 所以，对于有些批评家的忏悔，我们也不必太当真。如果他们这个“批评家”的头衔不是蒙来的或骗来的，他们理应懂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写作实验的失败，不是“先锋”的失败，只是“写作”的失败。别管它们是因为什么失败的，反正它们失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说，即使它们成功了，也只是为它们自己赢得了存在的权利，并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传统的写实写作继续存在的权利。当然，先锋写作失败了，写实写作的处境会相对更好些，不是两者并存而是一家独存了。然而，没有竞争又不一定真是好事。我猜想，如果有先锋写作的竞争，现在的写实写作一定会写得更扎实，更诚实，更真实。正因为没有了这种竞争，现在的写实写作才会写得这么不“实”。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只是就整体而言，就像统计学意义上的大数法则，或正在时髦的“大数据”。《平凡的世界》因此才显出了它在写作上的扎实、诚实和真实。在卷帙浩瀚的一百多万字里，涉及的生活领域相当广泛多样，而它的所有细节，都是与常识相符的，你基本上挑不出类似男人穿了件列宁服那样的语怪，也发现不了类似转眼间就接通了从原西县打到上海市的长途，而且把一个家里没有的人“传呼”来接长途那样的外星事件。书中出现了数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而所有这些人物的姓名都能保持前后一致，绝对不会发生某人前面姓张，姓着姓着忽然就姓王了那样的拆烂污笔墨。偶有微瑕，起码也还跟常识靠谱，比如秀莲在事前毫无其他体征的情况下，突然在庆祝会上“口吐鲜血”，然后被确诊为肺癌，虽然与这种病的常见早期症状不符，但也难说肯定不会有此类特殊的例外。诸如此类吧。整体上说，这部长篇小说在写实上也就是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如果我们不拿路遥和别人比，只跟他自己比，那么与发表于1982年的《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是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少平、少安两兄弟，一个得到了县革委副主任女儿的好感，一个得到了村支书女儿的好感，而这样一种人物关系、情感关系的设置，影响几乎及于全书的始终，读起来或许略有一点浪漫，但从小说修辞上来看，就让人觉得是在放风筝。我很认同王蒙的一个说法，他说文学的真实性，说到底就是一个艺术说服力的问题。如果让我把这个说法翻译成大白话，它的意思就是只有能让人们都相信它是真的，它才是真的。而上面所说的这种设置就不是很有说服力，它让人觉得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编”的。作为标准的励志读物，《平凡的世界》里的这两兄弟没少受挫折，但作家又总能精确地把握住恰当的尺度，使他们所受的打击总是很沉重的，却又不是太致命的，从而使他们还有重新奋起的余地，以便继续演绎出不屈不挠的故事来。如果说前面的孙少平能够博得美女的青睐是因为长得好，那么在他毁容之后，仍有美女主动前来示爱，让人感到欣慰之余又不能不怀疑这种欣慰是不是有一点太便宜，或者干脆就是一笔奖金。《人生》的基调比这要严峻得多，达到的精神高度也要高得多。虽然两者指涉的都是身份问题，都是想改变现有的身份，但《平凡的世界》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你只要通过诚实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而《人生》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你不玩点邪的是不行的”。所以它一出生就被兜头泼了一杯消镪水，也使作家想借此改变身份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这才有了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任何人都有权致力于改变自己的身份，任何人都无权质疑别人抱有这种愿望并为此做出努力，但批评家不应该看不到――或假装没看到――文学为此做出的牺牲。
路遥的2015年是幸运的。三十年前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原封不动、原模原样地摆在那里，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仍然在千方百计地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说他们与当年的孙家兄弟有了任何不同，那就是他们已经目睹过那些“土豪”们是怎样成功的，所以劝诫他们不要玩邪的就显得尤其重要。于是路遥就有了幸运的2015年。这不是路遥造成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路遥在2015年啥都没做过。这甚至也不是当年路遥的预谋。我倒是更愿意相信，这根本就不是路遥生前愿意看到的。